【1977,我的高考】胡顺广:“我们刚好踩在时代的鼓点上”

关注:424     发表时间:2017-06-26 08:35:58 来源:特区青年报

40年前的夏天,胡顺广还是广东饶平县知青下乡点的一个知青。那年,也是他在农场做工的最后一个夏天。次年3月,怀揣着中山医学院(现中山大学)口腔系录取通知书,胡顺广从570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,成为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首批大学新生。

记得,我们的考场(联饶中学)有660多名考生,只考上了3人,一个中大,一个中山医学院,一个是武汉大学。我觉得当时能考上是幸运,而不是自己很厉害,恰恰是我们这些人不甘心沉沦,想着有一天知识有用,所以一直有准备。当机会来临的时候,赶上了时代的步伐。当年考上的人后来证明是回报了这个时代,但首先要感谢这个时代给予了我们这个机会,如果没有国家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话,怎么可能从山沟田野里走出来呢,绝不可能的。所以我觉得很幸运。

考上的人都是平时坚持不懈学习的人,这点很重要。回过头来看,77年高考那些题都很简单,现在的初中生都会做,但是那时许多人还真的是都不会做。当知青的时候,我对数学很有兴趣,自认为数理不错,但由于时代的特殊原因,我时常是白天努力务农,晚上关起门来偷偷看像《微积分》之类的书籍,那时候一位中学老师见我对数学感兴趣,就送我十几本旧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出版的《数学通报》杂志。拿出来一看,发现几乎没有一道是看得懂的,如同当头浇下一盆冷水,信心都没了,打击很大。报考时都想放弃理科报文科了。但是平时的学习仍然回报了我:后来在数学考试中出现了加分题,考线性方程,两道题20分,我虽然也有忙中岀错,但也基本上做出来了。当时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。

关于高考的记忆,有几个地方是我感受非常深的,第一是要先填志愿,填完再考试,考完了之后如果觉得不好可以再改一下。当时考前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,第二志愿是填中山医学院,第三志愿是填华南理工,那时候叫华南工学院。考完之后我自己估算了一下,平均分大概有87分(100分制),我觉得清华可能是考不上的,于是我就把第一志愿改成中山医学院。



我一直没有接到通知书,而周边镇考上中大、华南理工的知青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。那时候去祝贺考上的知青,去车站给他们送行,他们都安慰我说“不要紧,你考得那么好,通知书很快就会来的。”直到1978年妇女节那天,领导和所有的女知青都到镇里开会,只有我们男知青没有休息,还要继续下地干活。我现在还记得,当天非常冷,碧绿的秧苗已长得有三四寸长,我挽着裤腿下田泼粪施肥。水很冷,一直冷到骨髓里,上来后,腿都没有了知觉。正在那时,有人来通知我到镇里学校领录取通知书,其实之前有人跟我说可能是被某个技术学院录取了,可是我并没有填那个学校啊,不过只要有书读就行,什么学校都行。我从田里上来后跑步去学校,校长跟我说要到县教育局去拿,我换了衣服借了辆单车踩去,七八公里路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,那叫一个飞奔!最终拿到的是最好的结果——中山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不过,拿了录取通知书后,我发现距离报到时间只剩下一个星期了,这时间是远远不够的,我还要移交农场的工作、账目,还得办户口、办证明等等,后来就给中山医学院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申请延期一个星期,中山医学院受理了。

1978年3月22日,我乘着破旧的汽车颠簸了14个小时才到达广州,因为晕车,不敢吃东西和喝水,怕呕吐,到广州已是晚上九点多,下了车两眼一抹黑,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。远远看到有一个接生点,走进一看是中山医学院的,一男一女两位老师,原来学校为了两名延期报到的学生特意派了车去接,有这么好的老师,这么好的学校,很感动。在核对信息时,因为录取通知书是我妈妈缝在内衣口袋里的,拆除缝线时老师还打趣说,今年的学生都怎么了,录取通知书不是妈妈缝就是姐姐缝,还缝得那么严实。

到学校已经是凌晨12点多,借着昏暗的夜色,我看到校园里一些巨大的百年棕榈树,我踢了两下、抱了抱树干说:“城里的树还包水泥啊”。多少年过去了,时至今日,还不时有人拿这来调侃当年来自农村的知青师兄。


话说回来,没上大学之前,我自认为是一只“骄傲的小公鸡”,一是由于自己在读书方面有天赋,课堂上老师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表情我都能记住;二是爱读书,即使当时读书的条件再艰苦,也从未想过丢下书本。下乡那会儿,我能帮助农民兄弟预测每亩田的收成,也经常能解开别人提出的难题,所以觉得自己实力还是挺过硬的。

然而进入大学校园,我才明白了什么是“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”。那时候学业非常紧,暑假三个星期,寒假两个星期。星期六日课室里也坐满了自修的学生。1977年的学生有一个特点,因为十年的断层,小的学生15岁,大的学生35、6岁,相差20多岁;此外,学生的构成非常复杂,来自社会各个阶层,阅历非常丰富。其中很多人都是知青,做过知青的人都明白一点,他们是在命悬一线的地方回来的,突然有个机会可以读书,将学习的机会视之比生命还珍贵,他们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,一心一意“为中华崛起而读书”。所以大家都非常自觉地学习,对自身的要求近乎苛刻,会自觉地审视自己。以我自身的例子来说,入学那时要进行摸底考试,我那时的英语可能连26个字母都背不全,接下来,只要非上课时间,哪怕连去食堂打饭的那一点点时间,我都用来背诵英语单词、学习英语语法。

而也正是人人在学业上都有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,那些年,从中山医学院毕业的人可谓人人素质过硬,我是1982年12月入职,而1997年,我已经以最快的速度晋升为主任医师,在一次职称考试中,有一道关于颈内动脉断裂该如何处理的问题,这是超出当时我所学的范围的,结果我却答出了正确的处理方式,当时连考官也啧啧称奇,打听之下,才知道我是在二战期间的苏联文献中自学到的。

我非常感谢中山医学院给予的教育,母校的华盖让别人很尊重我,愿意跟我交流,这是母校给我的便利,前辈的荣耀分了一份给我。高考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机会,77、78级的大学生刚好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上,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舞步一起前进。


在采访胡顺广的过程中,他总不时提到对这场高考的感激,这对于出生于85后,在2005后参加高考的记者来说,其实很难如临其境地去理解。但是,当胡顺广和记者说病例时,从画血管、注明血液流向、讲述病情、阐述他所使用的治疗方案及原因的过程中,记者明白了,1977年这场高考,给予胡顺广这代人的,是属于一个民族过硬的专业实力,更是属于一个民族的自信,他们对于专业这种极致的坚持与追求后的获得,恰恰解释了他们为何如此感激那场突如其来的考试;而这种精神,也恰恰是生活在物质生活丰富年代的年轻人需要获得的宝贵财富。




作者:本报记者 蔡维驹 通讯员 郑瑞年 

图片:由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提供 

编辑:培煌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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