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1977,我的高考】方炼:“那一年,大家每天都很兴奋”

关注:430     发表时间:2017-07-10 10:02:45 来源: 特区青年报

人物档案:方炼,1955年出生,天津人。1977年考取天津师范大学政教系,毕业后留校任教。退休前任天津师范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主任,副教授。退休后被聘为汕头大学文学院妇女研究中心主任。



1973年11月,我初中刚毕业,就被分配到天津北郊区的刘园苗圃农场插场落户,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队伍中的一员。

       

我们那支上山下乡的队伍有220多名青年,全住在农场,大家下班后没什么事干,而我作为团支部委员,便积极组织各类活动,如读书会、文艺表演、运动会等等,丰富大家业余生活。办活动这件事得到天津市团委的认可,让我写材料介绍经验。很快,我就被领导提拔当干部,到办公室管理文件、公章、介绍信,为领导写材料。

       

按理说,到办公室工作更轻松,但我反而不喜欢,感觉和大家脱离了,和大家一起劳动更开心。所以我后来还是经常到地里和大家一起干活,有事才回办公室。

       

当时的社会风气是鼓励知识青年留在农村,宣传了很多知识青年下乡建设,贡献终身的先进事例。在那种氛围下,我也曾做了长期在农场扎根的准备,可是心里始终有个强烈的意愿,那就是要上大学。

       

1976年1月,在审批我入党的会上,书记问我:“你将来有什么打算?能不能留在苗圃一辈子?”我回答:“我可以一辈子留在这里,但是如果有上大学的机会,我就要去争取。”话一说出口,心里是有一些担心的,这样的表示可能会影响我入党,可这就是我内心的愿望,只能实话实说了。

       

1976年10月,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感觉整个社会风气天天都在发生着变化,我真的有舒了一口气的感觉,心情特别舒畅。从1976年底到1977年,那一年,大家每天都很兴奋。还记得那年冬天,我们知识青年参加兴修水利工程,在冰天雪地里疏通河道,很苦很累,但是大家都很兴奋。高音喇叭播放着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的插曲,这些歌曲在文革期间被定性为“毒草”禁止播放,现在不仅能听还能唱,我们真切地感觉很多变化,从中看到了希望。

       

1977年10月,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,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。因为我初中毕业就下乡了,都没上过高中,而且上学时由于文革的原因也没读什么书,加上要为农场要写年终总结,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准备,可是我不甘心放弃这样的机会。同年12月,中断12年的高考正式恢复,我成为570万考生中的一员,并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政教系。


1977年高考考场(资料照片)



我当时并没有“知识改变命运”这样的看法或期望,我想上大学,纯粹就是因为我想读书、想学习。参加高考前,组织已确定会提拔我当宣传科的干部,并且回城工作,即使不参加高考我未来也可能“发展得不错”。我强烈的求学意愿,大概是受成长环境的影响,以及初中两年赶上“教育回潮”的原因吧。

       

我的父亲是技术专员,母亲在医院工作,尽管我的父母并非大学生,但他们身边有很多高学历的朋友,可能受他们影响,我们家一直比较看重知识和文化的意义。

       

我在1963年上小学,中间受各种运动的影响,课上得断断续续的,结果用10年时间完成小学和初中的教育,期间真正上课、学习的时间并不多。可我是热爱上课的,只要老师认真教,我就认真学,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。

       

1971和1972年中国出现教育“回潮”,也许是那时的中央领导看到中国的建设没有知识不行,所以重新重视教育。那两年,老师们都很努力地教学,好像也在找回自己的价值,我周围不少同学也开始认真读书了。我们班上有不少同学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,所以无论是学习氛围还是考试平均分,我们都要明显好于其他班级。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刻,我和班上几个同学,男女生都有,放学后不回家,就聚在校外路灯下继续解数学题。这样的场景在文革期间非常少见,因为大家都在调皮捣蛋,很少有学生这样投入学习。后来恢复高考,在77级录取比例仅有5%的情况下,我读中学的班级50多名同学中,就有十几名同学被顺利录取,有的考上南开大学、天津大学、北京邮电大学等全国名校。除了有的同学后来继续读了高中,这么高的录取比例应该和那两年的认真学习有关系。也许就是因为那一阵教育回潮,让我充分感受到读书的快乐、美好和神圣,所以后面才会有强烈的上大学的愿望。

       

因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,不少房屋楼体受损,所以我们刚入学那会儿住的不是正式宿舍楼,而是二、三十人混住在一个临建棚里,厕所要与教师家属共用,而且不分男女,棚内不供水,得去其他地方打水来用。我当时的感觉是 ,大学的住宿环境就这样啊,还不如我下乡时住的地方好呢。

       

可是那会儿大家的学习劲头很高,呆在寝室的时间很少,课余和晚上都在教室里自习,争分夺秒地学习。每次下课,老师身边都会围着一大批请教问题的学生;我读的是政教系,每个人的书桌上都摞着一些大部头的书,最常见的是《马恩选集》,虽然很难啃,也不一定能够理解,但是大家还是认真地看,认真地思考。课后经常能见到同学间的“辩论会”,涉及很多方面,有政治理论流派,有历史人物评价,有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看法和分析……当时就连做广播体操,大家都非常用力、非常认真。这些场景都让我觉得,大家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,每一分每一秒,都要集中精力、做到最好。

       

因为很多年中断了大学招生,77级的大学生年龄差距特别大,大的已经三十多岁,小的十八九。有趣的是,大四那年,班上一名同学的女儿也考到了我们系,父女在一个系读书,成了同学。



40年前的大学生和今天的大学生相比较,有太多不同。今天的学生,他们有很好的知识基础和学习条件,但也承担着很大的就业压力和经济压力。我们那时候不用操心找工作的事,工作都是分配好的。我们选报专业的“功利心”也没那么强,把个人放到比较次要的位置,只要社会需要、时代需要,我们都可以去学。

    

在1977年,大学资源非常宝贵,不同于现在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有大学可上。所以当年的大学生多多少少会怀有一种使命感,认为自己既然有这样难得的机会,享受了国家宝贵的教育资源,毕业后就应该努力回馈社会。现在的大学生,需要更多考虑物质条件方面的事情,社会使命感和人文关怀普遍比较欠缺。

    

1977年高考语文卷的作文题有记叙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可选,记叙文的题目我忘记了,但议论文的题目记得很清楚是《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》。看到这个题目很对心思,当时就觉得,社会的进步我是负有一份责任的,这样的想法当时应该很多人都有。


方炼的座位背对窗户,她的短发和花衬衫被窗外的斜阳镀上一层金色的轮廓。今天,方炼仍然秉持着自己当初回馈社会的信念和使命感,她从天津师范大学退休后,接受汕头大学的聘请,担任文学院妇女研究中心的主任,从事妇女研究的相关项目,特别关注和推动对潮汕妇女的研究。如组织师生开展潮汕妇女口述史资料收集,涉及不同领域的女性群体,包括女性艺匠师、女企业家、女性公益人……出版了《用自己的脚丈量历史——潮汕地区女性口述》访谈记录等研究成果。 “一滴水能见大海,每一位平凡女性的经历和人生感悟,都是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,但是往往被忽视和遗忘,我们要把她找出来,记录下来。”方炼说。







作者:本报记者 辛挺

编辑:之瀚



图片展示

微博播报

图片展示
图片展示
图片展示


特区青年报

地址: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海滨路8号市委大院5号楼

电话:0754-88287701      传真:0754-88287701

网站备案信息: 粤ICP备16063816号  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粤公网安备 44051102000501号